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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疗养游”激活楼市:三亚找房热度攀升,海口租赁市场活跃******

  “我几乎每年都来三亚,今年明显比去年热闹,感觉回到了2019年的时候,民宿爆满、酒店涨价,三亚的热闹又回来了。”今年元旦,刘伟(化名)从北京前往海南三亚开始了一场“疗愈之旅”。

  随着三亚旅游热度的攀升,三亚的楼市也热闹了起来。据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12月,疫情管控逐步放开后,三亚游客激增,对于三亚楼市的关注度升高,使2022年12月找房热度大幅增长,涨幅达到55%。而相比于旅游城市三亚,海口接待了更多短租的“候鸟”群体,2022年底,海口租赁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三亚找房热度上升超五成,春节或迎成交小高峰

  “从北京到三亚,现在机票差不多要上千元,三亚的五星级酒店房间大概涨价有30%。”刘伟向记者表示。

  机票和酒店的涨价直接反映出岁末年初三亚旅游热度的回升。而在旅游热度回升的同时,三亚的楼市热度也呈现复苏态势,首先表现为三亚找房热度的攀升。

  据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10月开始,三亚新房找房热度逐月攀升,尤其是12月疫情放开后游客剧增,对于三亚楼市的关注度升高,导致12月找房热度大幅增长,涨幅达到55%,三亚吉阳区、海棠区以及毗邻三亚的万宁市找房热度最大。户型中最受关注的为三居室,最受关注的面积段为90-120平方米。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表示,三亚找房热度的提升和疫情放开有着直接关系,三亚是个典型的旅游城市,旅游地产对购房者的吸引度和本身旅游人数有着较为明显的关联度,一般每年春节前后都是三亚找房热度的高点。

  为了抓住这波旅游热,三亚也集中推出了不少新盘。据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数据统计,2022年12月,三亚新房项目共计90个,环比增加3.6%;在售均价31000元/平方米,环比微涨0.04%。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11月房价数据,三亚的新房房价环比涨幅为0.2%,也是为数不多的上涨的城市之一。

  至于岁末年初是否有额外优惠,三亚当地一名链家中介人士告诉记者:“年底、年初会有一些营销活动,但是力度不大,比如砸金蛋、送物业费也是常规的营销活动。”

  “不过,三亚执行相对严厉的限购政策,也会阻碍部分投资性的购房需求入市,短期内关注度的提升也很难转化为真正的买房行为。”张波分析称。

  据三亚市房产信息网显示,近期,三亚新房成交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1月1日至1月10日,三亚新房累计成交402套,其中,1月10日成交大幅增长至146套,也说明三亚楼市热度正在波动爬坡中。

  “短期来看,从疫情前的数据来看,每年的春节前后都是三亚房产成交量的小高峰,也是找房热度的高点。但是,从长期来看,受到限购等政策影响,找房热度实现到成交的转化会有较大差异。”张波预计。

  海口去年底租房需求明显增加,小户型更获青睐

  从租赁市场来看,12月中旬以来,三亚迎来第一波旅游恢复,但以短期度假为主。对于租赁市场的情况,张波向记者表示:“从需求热度数据来看,三亚的短租和长租市场都没有出现反弹的情况。”

  相比于旅游城市三亚,海口往往接待了更多短租的“候鸟”群体,这部分群体多数来自于北方,尤其是东北三省,每年有相对固定的租住需求,他们一般在入冬后来到海口租住,到春天再返回家乡。

  “我们每年都会来海口度假过年,去年11月份来到海口,刚来的时候感觉人不多,比往年人少,但是到了12月份疫情防控放开后,来海口租房的人开始增多,比如一居室、两居室的小户型就很难租到了;租金上,租期半年价格偏高,整年月租价格就会低些。”来自吉林的刘姐向记者表示。

  刘姐租的房子位于海口美兰区海甸岛,这是海口市最大的岛屿。“海甸岛比较安静,人不多,适合我们一家人小住,房租没有明显上涨的感觉。我们租住的一居室价格是1500元/月,和2021年疫情的时候差不多,不同品质不同地段的房租略有差异。”刘姐告诉记者:“海口的租赁市场相对平稳,来海口的大多是家庭‘小住’,一般会住个把月,不像三亚以短期旅游为主,所以不会有三亚民宿等短租火爆的情况。”

  海口的楼市也和三亚不同,一般以刚需盘为主。根据海南至理机构发布的数据,2022年12月,海口商品房成交备案1951套,环比增加93套,不同区域板块差别较大。

  张波称:“三亚和海口还有一定差别。三亚的外来购房需求长年来看都是高于海口,而海口的本地化需求对市场的支撑力更强。从2023年来看,海南市场的需求量还难言可以恢复到疫情前,一是受制于购房者本身信心因素,尤其是旅游地产的需求提升往往都是滞后于本地自住需求,这也决定了2023年海南旅游地产项目的实际成交量提升会偏慢;二是从海南楼市本身来看,较为严格的限购条件仍有放松的调整空间,未来市场成交量的提升和政策变化也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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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镇馆之宝丨唐淼: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长春1月13日电 题: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作者 唐淼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发挥独特作用。东西方酒文化源远流长,相关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关于酒器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酒器作为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同样历史悠久,而且千姿百态。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中国商代的酒器——兽面纹牛首尊。从这件文物中,可以清晰窥见中国古代礼制的缩影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酒文化故事。

  “三牺尊”为何特别?

  这件“兽面纹牛首尊”又名“三牺尊”,为商代的青铜器,是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古代由青铜制成的“尊”,特指一种侈口、鼓腹、高圈足、形体较宽的盛酒器。此尊圆体造型,大敞口,鼓肩,圆弧腹,高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腹连接处等距离排列三个浮雕式牛首,每两个牛首间各饰一幅以卷云状扉棱为中心的小兽面纹,肩部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以作横向分隔;腹上部分饰一周夔龙纹,下部饰连体兽面纹,兽面圆睛突出,双角作S形,末端内卷;圈足上部饰两周平行凸弦纹和三个大十字形镂孔,下部为三组尾巴上卷的小兽面纹。这件尊的纹饰特别繁复,主要以三只牛首为主题布局纹饰,为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

三牺尊。受访者供图

  商周时期,王公贵族在大型活动中普遍使用牛、羊等牲畜,并以青铜器盛酒置于活动场所之中完成仪式,根据社会等级的高低采用对应的器具和规模,进而形成庞大而规制的礼制系统。《国语·鲁语上》记载:“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载:“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上述文献所载的“牺牲”,特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现代意义的“牺牲”一词也源于此,经衍生后多作动词用,意为一种具有高尚意义的奉献行为。正因如此,这件精美的青铜盛酒器也根据其独具特色的三个牛首装饰,被定名为“三牺尊”。

  诸多酒器种类之中,不同时代流行不同的风格和样式。这件“三牺尊”所呈现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充分体现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具有断代意义。青铜器纹饰既可作为判断器物时代的依据,也折射出彼时人群的精神内涵,以活牲作为祭品,将盛祭祀用酒的尊饰以兽形纹饰,很大程度上应是商人对神明忠诚的一种表达。

三牺尊局部。受访者供图

  青铜尊作为商周时期的大中型盛酒器,是一种典型的礼器,在祭祀或宴饮中常常与青铜爵、斝等盛酒器搭配使用,而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又常与青铜卣或方彝等盛酒器伴生共出。依《周礼》所记,尊有六种: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目睹“三牺尊”的细节,了解它的来历,仿佛跟随殷商时期的祖先穿越回酒文化兴盛的中国传统礼制社会。

  酒器如何产生?

  从文明起源的视角回溯,史前的中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发祥并壮大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证据充分表明,因农业日渐发达而产生的粮食贮藏现象已出现。温湿度变化致使粮食发酵后呈现特殊口感,被先人的味蕾定义为一种美味的饮品,于是酿制酒应运而生。

  此后,饮酒时的味觉体验和精神愉悦,使酿制酒逐渐成为夏商周时期部落首领和王公贵族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到商周时期,社会等级和阶层已经固化,礼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普遍标准,青铜酒器也成为祭祀、宴饮、战争等重要事件的仪式表征。

  中国历代酒器以青铜器、漆器和瓷器闻名,大多成套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除今天所见的“三牺尊”外,青铜酒器中煮酒器、饮酒器、贮酒器一应俱全,还出现了较为奇特的被称为“兕觥”的角形饮酒器。

商代龙纹兕觥。张云 摄

  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历经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结束,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商周以后,酒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绵延至今。随着制酒业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除谷物酿制酒之外,中国后来也出现了葡萄酒、蒸馏酒、啤酒等类别,造型和功能各异的酒器更是层出不穷,成为酒文化的重要物化载体。

  不仅中国酒器源远流长,古代西方的酒器也颇有历史可考。在西方,覆盖地中海沿岸大部的古希腊地区率先继承了古老的葡萄种植技术和酿酒工艺。与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相比,该地不适于种植谷物,但独特的气候却为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葡萄种植条件。由于古希腊文明超强的交流与影响力,葡萄酒文化逐渐传播至欧洲内陆地区,进而成为西方酒文化的主流。

  相对于古代中国的“三牺尊”和角形“兕觥”时代,古希腊同时期也出现了角形“来通杯”,从陶制、兽角制到金属制,“来通杯”被长期沿用、广泛传播,从作为宗教祭祀的祭器逐渐演变为宴饮葡萄酒的酒器。地处北非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25年)出现了最早的玻璃容器,后来随着玻璃制法的成熟和普及,玻璃器皿在西方被更广泛地用于盛酒。

  东西方酒器有何文化溯源?

  以牛、羊等动物形态支撑杯身造型的“来通杯”与中国的“兕觥”虽有相似,但在文化根源上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传统。

    古希腊酒杯。视觉中国 供图

  关于酒的源起,中国古史《战国策》有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文献中的仪狄成为酒的发明者,是为“人造”;希腊神话中则流传酒神狄奥尼索斯担任葡萄种植者的守护神一职,是为“神造”。

  从东西方酒器的使用习俗来看,传统的东方酒器更讲究配套使用,主要用于盛装粮食酒,饮酒时关注的是人,酒的自然属性被淡化,社会功能被提升;西方玻璃酒器则追求透明,以便观察葡萄酒的成色及品质,注重喝什么酒应用什么酒具,甚至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杯型,此外对酒自身口味的感受也尤为强烈。

  近现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生产的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这对中国酒器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玻璃制品越发受欢迎。随着世界文明不断向前演进和东西文化的相互影响,酒器制作工艺也不断发展变化,进而形成了璀璨瑰丽的各类造型。

  从这件商代“三牺尊”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历程,可以进一步了解,酒器不仅能反映风俗习惯,更能投射出人群的社会秩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意识领域的规律。随着文化交流与融合,东西方酒器也日渐趋同,是为殊途同归。正是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与交流互鉴,才使我们能享受如此丰厚的物质文明成果,感受如此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为构建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完)

  受访者简介:

  唐淼,1980年生人,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吉林省文物局重大项目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中国北方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7部,主持策划博物馆陈列展览10余项,编写文物保护规划、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技术文本10余部,主持或参与科研类项目6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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